因此，逻辑的形态与实在的形式是密不可分的。
其之形成的一切条件均付阙如，而须由在古罗马的法律嘉惠者甚多。(27)但是到了15世纪末，由于社会情势大为改观，德国开始了大规模全盘继受罗马法的进程。
(26)[德]Franz Wieacker：《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94页。如何理解萨维尼及其历史法学思想并不是一个标签就能解决的问题。然而，自然法画地为牢的特点也决定了它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启蒙的理性法被赶下了神坛。(18)由此可以看出，在萨维尼眼中，民族之间的影响与交融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连辉煌的古罗马亦未曾在孤立的状态下按照所谓的既定轨迹发展，因而在德意志的法律中接受某些罗马法的因素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对于此一‘普通法，德国法学家们的科学研究一直撅力甚伟。从这个角度看，罗马帝国并未被德意志民族排斥在其历史之外，恰恰相反，德意志民族还引以为豪。在当事人不知道关于桥安全与否的情况下，很难说当事人是自由的或自治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过桥这一行为的真正结果是什么。
后来最高法院一致否决了下级法院在Rutherford v. 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16]，接受了FDA的观点，因为在药品没有被证明有临床效果的前提下，没有什么利益可以超过服用这种药内在的风险[17]。它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当事人被允许在关于自己的事情上能自己做出决定，他的个人利益会最可靠地深化，但是在没有告诉价值的一致性的时候，一个人必须尽力去平衡自治与个人福利之间的张力并在此之间决定，因为两者中没有一个是自动比另一个更优先的。尽管制定法授权给该委员会的主任不管受益人有无法律能力而制定直接支付或代理支付，主任还是发布了规章，要求为绝大多数儿童和州法院认定的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向代理收款人交纳。当然，在这此期间，从其他角度研究家长主义的论述多种多样，有从奴隶制度着手[1]（P43-46），比较美国的奴隶制和俄罗斯的农奴制度，有从社会政策着手，认为虽然很多历史学家认为1815年到1833年的英国是个自由主义的时代，但功利主义与自由放任政治经济学的盛行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并没有影响这个阶段家长主义思想在社会政策上的重要地位，甚至有亚里士多德家长主义理想的复兴一说[2]（P1）。
否则，管理人的限制就是软家长主义式的。实际上，他们愿意花钱请人帮他们做更好的选择[21](P1168)。
2，他的肝所将要承担的任何由于暴露在有毒化学品下而造成的损害的风险并不能阻止他具有ADA规定的其他资格[8]。20世纪初，14个州通过法律禁止生产、销售烟草或烟草广告，并禁止在其领域内使用烟草。学界在使用家长主义概念的时候，存在着诸多分化和歧义，有的将任何带有善意的法律行为都归结为家长主义[7]，有的将带有善意和强制规定的法律都归结为家长主义式的，在概括意义上使用而不加细分[8]，更多的是将其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并予以细化[9]。[5]第三，在18世纪末，边沁在其《道德与立法原理》中，质疑是否应该将事关自己的冒犯视为刑法所要管辖的内容[6]。
此外家长主义在健康领域还体现在对保健品的规制尤其是对保健品的行政许可方面，保健品法在FDA与保健品生产和销售商之间的斗争达到了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对家长主义批评的另一个维度来自价值论。.但ADA也在引起大量的争议，这在2002年体现得更为明显。O‘Connor法官认为2002年法院应被记忆成残疾人法年度[36]，因为该年度有大量的关于这个里程碑式立法的案件。
但是一旦中立性的范围被扩展到包括长期存在的道德，就存在着将中立性原则与道德基础切断联系的危险。Posadas的判决对言论的限制目的在于阻碍消费者从事合法但不受宪法保护的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
Pope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善意（Benevolence）而非善果（beneficence），管理人必须有意（volens）地促进当事人的利益（bene），但不以实际上为当事人谋取到现实的利益（do (facere) good (bene)）为必要。Thaddeus Mason Pope还提出关于软家长主义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第一，在确认软家长主义条件的时候，要强调（干预人的）动机。
家长主义态度是长期以来的认为对残疾人的态度的自然延伸，被ADA以默示的方式执行。一般来说，电力的广告很可能比其他消费产品（当然包括烟草）更具有信息性。这也直接体现在1973年《复原法》（The Rehabilitation Act），因而在语义上和实质上也体现在ADA上的家长主义哲学的自然延伸[37](P549,550)。在当事人缺乏实质自愿与干预人的干涉之间应该存在因果联系。合格的退休计划是围绕传统的公司退休金计划、401计划、为雇工利益设置的免税或受教育而追加退休养老金计划以及个人退休帐户计划等等。（4）其他不是实质自愿的情况[6](P1129,1161-1164)。
该案件判决认为一个雇主有权拒绝一个残疾的求职者或雇员对某个会给其带来特定危险的工作职位的请求[6]。限制消费者对药品的选择领域。
该法第十条规定，为了保护面包工人，他们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天，每天不得超过10小时。Pope认为Dworkin和Feinberg他们要求违反（contrary）当事人的意志进行干预过于苛刻，因而只要是不顾或不管（disregard）就行了，同时他也认为Gert 和Culver的定义中的道德要求不是价值中立的[8](P659)。
David Brewer法官在判决书中写到：国会当然有制定限制个人订立某些合同的权力[6]。他以吸烟者、酗酒者、暴食者为例论证他们的选择不能被理性地认为是提高他们好生活的最好的方式。
1939年国会授权给社会保障局将社会保障利益给受益人的朋友、亲戚或合格的组织。（4）即时的，溯及的和预期的家长主义。即这样的立法的目的是想消除由于对当事人的伤害而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的负担。(一)合同法 现有的资料表明，美国最早运用法律家长主义的判决是１８９４年的Frisbie v. United states。
该机关采取了一些基础，在这些基础之上可以发现受益人的利益可以为代理支付所保证。浪漫家长主义的基础被认为是家长主义和父权制[14]。
这种家长主义在1900年达到高峰，最高法院支持田纳西州完全禁止生产和销售烟草，其理由是这些产品有害于健康[11]。逻辑理性的特点是它仅关注人们的偏好，而不以和理性行为的结果相联系。
尽管如此，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部长（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仍有权力宣布对公共安全和健康迫近的危险并立即将该产品清除出市场。Posadas一案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1]。
作为一个限制自由或自治的原则，这一理论和制度或许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其次，是关于男女平等和与性别歧视问题。2、关于宪法平等权 首先，是关于残疾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平等权问题。积极自由与个人恰好能选择的选项目进行选择的质量有关。
虽然关于保健品的规制问题仍存在尖锐的对立，但FDA对于新药发展的规制仍可以被视为力图达到两个目标：禁止未获得许可证的药品进入市场。它没有资格享受所有方面的税务优惠，也就无需联邦税务局（IRS）的核准，故不受IRS的制约[2]。
而以收入税激励退休储蓄的机制在1974年之前存在，那一年联邦政府通过制定《雇员退休收入安全法案》（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即，ERISA）[33](P321,323)希望在雇主负责的退休储蓄领域起更大的作用，并创立了退休金利益保证社团[1]。该法最终将维生素和矿物质排除在药品之外[30](P287)。
ADA对残疾规定了三种情况：1，生理或心理上的损害使其行为受到了实质上的限制。总之，只有在当事人的选择在实质上是不自愿的情况下，并且是为了当事人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软家长主义才能证成这种干预。
